秋拍珍赏丨附有实寄封的马克思亲笔信

伍伦秋拍珍品赏析之一

不忘初心

——一封首现国内拍场的附有实寄封的马克思亲笔信

 

2016年9月25日，北京伍伦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拍告捷。“海外遗珍——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专场，共36件拍品，成交25件，总成交额3730万元，可谓成绩斐然。敦煌瑰宝回归祖国，黄卷释尘，明珠重光，欢喜之余我们更需沉淀与思考。2017年，伍伦拍卖将以专业水准的写经拍卖为起点，兼及书画、手稿，厚积薄发，继续前行。在今年10月即将举行的拍卖会上，有一封首现国内拍场的附有实寄封的马克思亲笔信，请海内外藏家先睹为快。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上面向全球发起“千禧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评选，德国唯物社会主义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以压倒性优势位列科学家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之前，荣登榜首。

一直以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等彪炳巨著是我们认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正如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所认为的，马克思丰满的学者个性、坚定的信念及复杂的忧虑、多种多样的研究计划、他富有的藏书及广泛的阅读内容等等，都隐藏在其数量巨大的手稿当中，等待研究者不断发掘。

关于马克思手稿在世界范围内的收藏情况，徐觉哉、孙长敏发表在1984年第二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纪事》一文叙述非常详细，2004年又据新材料进行了修正。中央编译局也有专文记述。现简介如下：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手稿由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保管。恩格斯去世前立下遗嘱：将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归爱琳娜，这部分手稿在1898年爱琳娜逝世后转归德国社会民主党。

1932年1月底，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发表演讲，明确表示：“我们下了坚强的决心，要在德国把马克思主义连根拔掉。”因此，德国社民党档案馆辗转将一部分手稿通过一条“边界小径”由柏林转运至丹麦哥本哈根，另一部分运往巴黎。1938年，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其领导人将这批财富以7.2万荷兰盾的价格永久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入侵荷兰，占领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所幸在此之前，手稿已转至英国，由牛津大学保管。二战后，这些手稿又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目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约三分之二的原始手稿，对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考证版（MEGA2）的编辑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运往巴黎的那批手稿，有人曾经在法国一家拍卖行见过。
  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苏联成立。列宁向院长梁赞诺夫提出任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购买马恩书信或书信的照片。他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取得资料的惟一来源，“他去特利尔中学档案室，订购了复制的马克思学生时代的作品；到耶拿大学哲学系，购买了马克思博士学位的证书；在伯恩施坦的住处，亲手从书架上拿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手稿；从阿德勒等人手里，找回了马克思《数学手稿》的10本笔记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的书信；去恩格尔斯基尔亨市，得到了恩格斯青年时代的作品及同亲属的往来信件；在图书馆，翻阅了马恩为之撰稿的许多报刊的无数合订本……大英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科伦历史档案馆、警察局的档案库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董店，都留下了马恩研究院同行们搜寻的足迹”。

目前，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马恩手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手稿是全世界无产者、党和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目前已知的我国公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共有5份，其中两份保存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另外三份分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其中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是1875年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英文亲笔信。由李一氓同志捐赠。

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封信均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购于海外，其一为1870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女儿燕妮的英文亲笔信，其二为1877年8月25日马克思写给德利乌斯教授的德文亲笔信。

保存在中央编译局的是：1876年10月16日马克思致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英文亲笔信，另一份为1878年6月25日马克思致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尔森·科勒特的英文亲笔信。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只收录了部分马恩手稿，仍有遗珠散落世间，这些手稿往往既重要又有趣，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隐藏在他尚未发表的手稿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和探索。即将现身伍伦拍卖的马克思1868年12月30日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Collet Dobson Collet，1812-1898）的一封英文亲笔信，即有着重大意义。

伍伦秋拍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1868年12月30日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Collet Dobson Collet，1812-1898）亲笔信

英语  附签名（Karl Marx）  一张二页(209 x 133mm)  附实寄封

科勒特的名字在马克思及其家人的书信中多次出现，马克思戏称他为“短胳膊科勒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07页）
  科勒特出生于伦敦，毕业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法律，当过音乐教师，从事过法律工作。1840年担任英国工人组织人民宪章协会的秘书，1849年还是宪章派废除报纸印花税委员会秘书，参与宪章运动，积极推动知识税的废除。1851－1870年，他一直是英国废除知识税协会的秘书（1861年英国完全废除知识税）。50年代起，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消息、评论，支持废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知识税，而这期间，科勒特任《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1855－1865）。随后，他于1866年起担任《外交评论》编辑。作为记者，科勒特为许多刊物写过稿件，包括《音乐界》和《名利场》等刊。科勒特逝世的第二年，他的专著《知识税的历史：起源与废除》（两卷本）出版，这是涉及英国新闻出版政策的研究性著作，1933年再版。

科勒特所在的报社《自由新闻》，所有人是英国外交家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1805－1877），以乌尔卡尔特为代表，在英国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该派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变革，宣扬复古的宗法制，因而马克思认为该派政治上是反动的，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称他为“乌尔卡尔特的喇叭狗――著名的科勒特”（同上，第29卷63页），以此嘲弄科勒特对乌尔卡尔特派观点的鼓吹。 

虽然在英国国内政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的，然而在英国的对外政策方面，马克思认为乌派是对抗现实中欧洲最大的反动势力――沙皇俄国的一种力量，因而他说：“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诚实的人”。（同上，第30卷547页）正是由于马克思认为乌派的人诚实，才有了后来科勒特成为马克思朋友的这段友情。
  1856年7月31日，科勒特受乌尔卡尔特的指派，登门向马克思约稿，从此与马克思及其家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马克思和科勒特都对戏剧感兴趣，因而科勒特成为马克思家的常客，两个家庭经常互相来往。马克思的浓重德语发音不利于女儿学习莎士比亚的作品，于是科勒特的女儿克拉拉与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经常在一起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1877年8月，这样经常的聚会甚至形成了一个俱乐部――道格培里俱乐部（The Dogberry Club）。这个名称源于莎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警吏道格培里先生（Mr.Dogberry）。俱乐部由两个家庭的成员和其他几个朋友组成。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一直与科勒特保持书信联系，她称科勒特为“手臂短但目光不短的人”，并将丈夫龙格发表的文章寄给科勒特看，同时也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的材料。（同上，参见34卷476页）

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方面，马克思与科勒特的合作很顺利。科勒特在《自由新闻》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18世纪外交史内幕》。这是马克思计划写的关于十八世纪俄国和英国外交关系的一部著作的导言，分为五个部分，先于1856年6月至8月发表于乌派《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后又于1856年8月至1857年4月在伦敦《自由新闻》上全文发表。文章通过对18世纪外交文件的引用和分析，全面揭示了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关系，介绍英俄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旁及欧洲国际关系问题，这是一部研究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著作。1866年，《外交评论》季刊出版，马克思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概括了一本关于“沙皇头衔”（The titles given to the Csars of Muscovy）问题的小册子（初为此信附件）。该文章的核心内容为：沙皇应与摩洛哥、非丝（今摩洛哥北部一城市）以及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小国君主（Prince）一样，在同等意义上被称为“皇帝”（Emperor）。但彼得一世（Peter I）声称其封号与德国皇帝（German Emperors）的头衔意义一致（这实际上是一种僭越）。马克思继而列举最近出版的大量关于“俄国在中亚的发展”的相关书籍，他曾请西吉兹蒙特·波克罕（Sigismund Borkheim）综述，将转给科勒特在《外交评论》报上使用。马克思请科勒特给他寄几份出版物，“《克里特岛时务》 （Candia Affairs），有加里波第（Garibaldian）志愿军宣传册摘要的几期”，并致以新年问候。

此信不但内容丰富，更为难得是附有实寄封，上有马克思亲笔书写的收件人地址，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拍卖中极为罕见的，更是首见于国内拍场。

马克思一生留下大量手稿，大部分手稿字迹潦草，多用个性化缩略词，或使用德文、英文、法文和其他多种文字，给后人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留下了很大困难。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马克思誊清文稿，以便他人能看懂。燕妮和马克思相继去世后，恩格斯又为整理马克思的手稿不懈工作了12年，耗费了大量心血。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感到自己已不可能完成整理马克思留下的庞大手稿的任务，必须在有生之年培养出能够辨认马克思手迹的后继者，他选择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
  后来，为了辨认这些天书般的手稿，世界各国都专门培养有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笔迹辨认专家。俄国人保尔·韦勒尔擅长辨认马克思的经济学笔记，英国人哈维擅长辨认恩格斯的手稿，苏联人尼娜·伊尔伊尼奇娜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各种笔迹进行辨认，她对马恩手稿的辨认工作做了44年，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头号苏联女专家。
  为了识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甚至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多年在刑侦部门从事笔迹辨认工作的专家库特·米勒，他编辑的《米勒字母表》成为辨认马恩手稿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这件即将现身伍伦拍卖的马克思致科勒特书信，字迹完全符合马克思同时期手迹风格，且来源可靠，确为真迹无疑。此信在内容上论及俄国、加里波第等与我国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附有拍场罕见的亲笔实寄封，并且未经出版，在多重意义上价值非凡。

 

参考资料：

费云东《几件马克思手稿的来历》，《档案工作》，1983年2月

徐觉哉，孙长敏《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纪事》《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二期

徐觉哉《千年伟人的理论遗产——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纪事》，《科技文萃》2004年第一期

远山《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识别与保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

《国家图书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马克思手稿发布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研讨会在中央编译局举行（201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