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伦丨马克思的英国新闻界朋友——科勒特
本文转载自《新闻前哨》2011年07期。
北京伍伦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7年11月13日——14日，早9:00——晚9:00
拍卖时间：2017年11月15日下午3:00
展拍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街9号湖南大厦十层B厅
科勒特的名字在马克思及其家人的书信中多次出现，马克思戏称他为“短胳膊科勒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07页）他的全名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Collet Dobson Collet,1812-1898)，是一位激进的自由思想者、社会活动家，英国报纸《自由新闻》和杂志《外交评论》的编辑。
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68年12月30日亲笔信，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Collet Dobson Collet，1812-1898）英语，附签名（Karl Marx）
一张二页(209 x 133mm) 附实寄封
拍卖纪录：2008年6月4日，伦敦佳士得珍贵手稿与书籍专场，134号
科勒特出生于伦敦，毕业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法律，当过音乐教师，从事过法律工作。1840年担任英国工人组织人民宪章协会的秘书，1849年还是宪章派废除报纸印花税委员会秘书，参与宪章运动，积极推动知识税的废除。1851-1870年，他一直是英国废除知识税协会的秘书（1861年英国完全废除知识税）。50年代起，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消息、评论，支持废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知识税，而这期间，科勒特任《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1855-1865)。随后，他于1866年起担任《外交评论》编辑。作为记者，科勒特为许多刊物写过稿件，包括《音乐界》和《名利场》等刊。科勒特逝世的第二年，他的专著《知识税的历史:起源与废除》（两卷本）出版，这是涉及英国新闻出版政策的研究性著作，1933年再版。
科勒特编辑的报纸《自由新闻》，所有人是英国外交家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1805-1877)，以乌尔卡尔特为代表，在英国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该派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变革，宣扬复古的宗法制，因而马克思认为该派政治上是反动的，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称他为“乌尔卡尔特的喇叭狗—著名的科勒特”（同上，第29卷63页），以此嘲弄科勒特对乌尔卡尔特派观点的鼓吹。在与妻子燕妮的通信中，马克思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乌尔卡尔特派的交往，从经济上看是好事，但从政治上来说，他不愿和他们混在一起。（同上，参见第520页）
虽然在英国国内政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的，然而在英国的对外政策方面，马克思认为乌派是对抗现实中欧洲最大的反动势力—沙皇俄国的一种力量，因而他说：“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诚实的人。”（同上，第30卷547页）正是由于马克思认为乌派的人诚实，才有了后来科勒特成为马克思朋友的这段友情。
在与乌派结盟的问题上，马克思实践了他的观点，即“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人士是能够在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共同反对外部敌人的。”（同上，第533页）某些观点的不同，并未妨碍马克思与科勒特的合作，他利用科勒特提供的某些事实和他的报刊，批评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说：“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伦敦唐宁街进行殊死的战斗。”（同上，548-549页）
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方面，马克思与科勒特的合作很顺利。科勒特在《自由新闻》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18世纪外交史内幕》。这是马克思计划写的关于十八世纪俄国和英国外交关系的一部著作的导言，分为五个部分，先于1856年6月至8月发表于乌派《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后又于1856年8月至1857年4月在伦敦《自由新闻》上全文发表。文章通过对18世纪外交文件的引用和分析，全面揭示了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关系，介绍英俄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旁及欧洲国际关系问题，这是一部研究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著作。1866年，《外交评论》季刊出版，马克思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马克思通过与乌尔卡尔特的关系而结识科勒特。1856年7月31日，科勒特受乌尔卡尔特的指派，登门向马克思约稿。从此与马克思及其家人结下了深厚友谊。马克思和科勒特都对戏剧感兴趣，因而科勒特成为马克思家的常客，两个家庭经常互相来往。马克思的浓重德语发音不利于女儿学习莎士比亚的作品，于是科勒特的女儿克拉拉与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经常在一起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1877年8月，这样经常的聚会甚至形成了一个俱乐部—道格培里俱
乐部(The Dogberry Club)。这个名称源于莎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警吏道格培里先生(Mr.Dogberry )。俱乐部由两个家庭的成员和其他几个朋友组成。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一直与科勒特保持书信联系，她称科勒特为“手臂短但目光不短的人”，并将丈夫龙格发表的文章寄给科勒特看，同时也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的材料。（同上，参见34卷476页）
伍伦秋拍此件马克思致科勒特亲笔信内容如下：
马克思在信中概括了一本关于“沙皇头衔”（The titles given to the Csars of Muscovy）问题的小册子（初为此信附件）。该文章的核心内容为：沙皇应与摩洛哥、非丝（今摩洛哥北部一城市）以及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小国君主（Prince）一样，在同等意义上被称为“皇帝”（Emperor）。但彼得一世（Peter I）声称其封号与德国皇帝（German Emperors）的头衔意义一致（这实际上是一种僭越）。马克思继而列举最近出版的大量关于“俄国在中亚的发展”的相关书籍，他曾请西吉兹蒙特·波克罕（Sigismund Borkheim）综述，将转给科勒特在《外交评论》报上使用。马克思请科勒特给他寄几份出版物，“《克里特岛时务》 （Candia Affairs），有加里波第（Garibaldian）志愿军宣传册摘要的几期”，并致以新年问候。
马克思曾尖锐地认识到，“近代沙皇俄国是从中国获益最大的国家”，此信涉及马克思对沙皇制度的观点，且尚未收入马克思书信集，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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