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伦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恩格斯亲笔信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亲笔信 1880年10月5日作 11.3×18cm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四卷出版
俄语、德语、英语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均有出版
此信原文为德语。
根据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注释，这封信首先发表在196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中。德文版、英文版、中文版都是根据俄文版编辑或翻译的。
根据俄文版和英文版《全集》的注释，此信根据一份打印件录入。
时隔138年，此信原件重现伍伦，是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领域的一大盛事。
全文翻译：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1880年10月5日
亲爱的奥斯渥特：
非常感谢为博伊斯特写的介绍信，所有这些介绍信都已寄出。
关于考利茨我收到了一封完全相同的信：现把我的回信附上。
我们大概不会因为伯而争吵。
您的 弗·恩格斯
上款人：
奥斯渥特，欧根（Oswald，Eugen，1826~1912），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信中提到的人：
博伊斯特，阿道夫（Beust，Adolf），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的儿子，恩格斯的远亲。
考利茨 ，哈利（Kaulitz，Harry），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居伦敦，恩格斯的熟人 。
伯利，贝内特（Burleigh，Bennet，1839~1914），英国的新闻工作者，“中央新闻”通讯社（建于1870年）最初的几个经理之一。
注：此信涉及学术保密，如您有意竞买，请与伍伦拍卖善本与手稿部联系，在签署相应保密协议的前提下，我们将为您提供相关资料和说明。
信中提到的回信附件（据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四卷）：
(副本)秘密。
先生:
考利茨先生去年春天到英国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我在德国的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信。信中说，考利茨先生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不伦瑞克的最好的公证人(在德国地位很高、 权力很大)之一，他被热情地介绍给我。根据我自己从那时起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考利茨先生大概会让您去找一位专家，他一 定能向您提供更满意的情况。
您的 弗·恩·
上款人相关背景：
1880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年表上重要的一年，这个夏天，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改编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而德国新闻记者欧根·奥斯渥特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联系人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逐步完善其理论、践行其纲领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们的通信不多，但涉及政治、战争、经济甚至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其内容往往十分重要。
1870年7月18日，德国侨民欧根·奥斯渥特致信马克思，建议他在由德国和法国一些民主主义者侨民起草的反对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该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于1870年7月31日。在以后刊印的几版宣言上，马克思、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以及国际的其他成员都签了名。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同意签名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1870年8月3日给奥斯渥特的信中阐述了这些条件：
“我只在下述限度内同意以上发表的宣言，即该宣言的精神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1875年5月8日，恩格斯还曾给奥斯渥特写了一封长信，通篇讨论古代德语语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军事理论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遗留下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众望所归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马克思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马克思逝世后，他承担整理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工作，还肩负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除同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还著有《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文献收集过程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手稿由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保管。恩格斯去世前立下遗嘱：将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归爱琳娜，这部分手稿在1898年爱琳娜逝世后转归德国社会民主党。恩格斯除私人信件之外的全部书信、手稿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和全部藏书，都归德国社会民主党保管。
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2月2日，列宁曾致信梁赞诺夫细化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8-109页。)
历史地来看，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全集》的编辑出版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921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简称“马恩研究院”），列宁亲自任命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就职伊始，梁赞诺夫就展开了大规模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乃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购买工作。
梁赞诺夫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文献资料收集方法就是购买专业性的图书馆。在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21年-1927年，梁赞诺夫收购了近十座著名的专业图书馆。
购买专业图书馆极大地丰富、充实了马恩研究院的文献收藏，但它对于未来的《全集》编辑出版工程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全集》来说，关键因素是获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也就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原始手稿、笔记和书信等。
凭借自己广泛的学术联系与人际网络，再加上不懈的争取与努力，梁赞诺夫最终成功地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可，照相复制保存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于是，1923年秋，梁赞诺夫从德国带回了700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复制件，11月20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作的题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报告中，梁赞诺夫介绍了他的重大收获。
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来说，研究院复制了伯恩施坦所拥有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所有通信，同时，研究院还拥有一些伯恩施坦本人所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另外，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人的通信来说，研究院已经拥有至少90%的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梁赞诺夫还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那里争取到了他们与恩格斯之间的所有通信。
就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收恩格斯书信的情况而言，梁赞诺夫也获得了部分恩格斯私人信件的打印件或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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