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怀念周绍良先生

本文刊载于《法音》2006年第四期，已由作者授权伍伦拍卖公众号再次发表

    2005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伦敦,继续从事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编目。8月23日伦敦时间上午9点，接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先生电子邮：“8月21日晚21点30分，周绍良先生去世。近三天，在他的家里（就是靠通县的乡下）设灵堂吊唁。”

    当时真是愣了。在给李际宁的回信中，我说：“走前已经听说周先生住院,但事情实在太多，你是知道的，北图图录的事情、冯先生的事情、《中华藏》样书的事情，加上一堆论文审读及答辩，算着小时计划工作。连芳芳（我女儿）从日本回，我也未能与她好好说一会话。所以未能去医院探望，总希望他能早占勿药。没想到这就走了。我受周先生教益、帮助良多。住院时既未能去探望，此刻又不能亲去吊唁，实在于心不安。”

    我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通过白化文先生转达我的哀思。可没有白先生的电邮信箱，于是立即给他的弟子杨宝玉女士发去电邮：“惊悉绍良先生21日因病故，不胜悲悼。我受绍良先生教益、帮助良多，一直无以为报。前此按照先生的企划，计划把我的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目录编入先生主编的佛典目录中，没想到工作正在进行，先生竟然西去。我现在没有先生双桥的地址，也没有白化文先生的电邮信箱。麻烦您把我上面的意思转告白化文先生。白先生去吊唁，还请在绍良先生灵前代为致意。”

    想到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的目录，就想到为周先生主编的中国古籍目录释家类奔忙多年的李家振先生。便马上给李先生发去电邮：“惊悉绍良先生不幸故世，深为悲痛。先生前去吊唁，望灵前代为致意。我受绍良先生帮助、教益良多，无以为报。原以为这次的目录可以代绍良先生了却一件心事，却又留下遗憾。”

    第二天上班，接到李际宁23日晚上发来的电邮：“23日下午（北京时间14），有庆（国图善本部善本组组长程有庆—方注）往周绍良先生家吊唁。有庆回来告我：白化文先生为您在英国表示哀悼向周家人作了说明，程毅中先生代笔签名。”无论如何，未能到周先生灵前鞠躬致哀，心中多时歉仄不安。因为我受周先生的恩德太多。在上面几份电邮中，我都提到受绍良先生帮助、教益。这绝不是应景的客气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在《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前言中这样写：本书得以顺利编纂，首先要感谢周绍良先生。这不仅因为周先生代表编委会具体负责本书，还在于周先生对本书的编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选目、洗相到录文体例、格式、题解的要求等，不嫌其烦地指点。尤其是本书原计划抄写后照相排版，周先生专门为我安排了抄写人员，用规规矩矩的正楷把全书抄写一过。由于格式与抄写纸张的变动，不少文献还抄了两遍。其间转稿、审稿不知花费多少精力。回想我多次到广济寺找周先生，他顶著炎炎烈日为我取稿的情景，私心区区，实不能已。

    在博士论文《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的跋中，我这样写:

    论文的写作，除了任先生（任继愈先生—方注）自始至终的指导之外，黄心川、季羡林两位先生在指导我确定选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周绍良先生对我的帮助与指导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大到论文的结构篇章，小到一些具体的论述，周先生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指点。不仅如此，周先生还主动提供家藏叔迦先生亲笔批点的书籍、所抄录的敦煌卷子及传世文物供我使用。他那儿的书籍资料，只要我能用得着，随时可让我拿走。扶掖后进的苦心，为人之高尚风范，实在叫人感荷不尽。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老一辈的悉心培养，绝不会有我们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老一辈学者的心血。先生们的恩情，我是无法回报的。我只有更加努力地搞好自己的研究，以更好的学术成果回报先生们；只有以先生们对待后进的态度为榜样来对待比我年轻的朋友们，为他们的成才尽我的全部力量，以此报答先生们的栽培之恩。

    所以，我与周先生虽然没有师生的名分，但心中从来把他奉为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老师。

    我认识周先生是1984年跟随任继愈先生攻读佛教文献学开始的，至今已经超过20年。周先生是著名的佛教文献目录学专家，对佛教文献目录之熟，国内少有。所以任先生给周先生打招呼，让周先生多指导我，并让我遇事多请教周先生。那时周先生在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我每月一般要去一、两次，有时甚至更多。至今记得顺着丁香簇拥的甬道，到后院佛教图文馆找周先生的情景。每次带着问题去，带着周先生的指教回来，然后再看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周先生之所谓也。后来周先生主持佛教协会工作，驻广济寺；我便开始向广济寺跑。1986年有半年左右，任先生让我理顺《中华大藏经》的工作流程，这段时间，为了《中华大藏经》的工作，包括向有关佛教寺院商借校本等等，跑得更多。至于编纂《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与后来撰写博士论文时周先生的帮助、指教，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但有一件事，还是想提一下，就是周先生赠送我的珍贵资料。

    当时我正在编纂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周先生知道后，一天给了我一部30年代出版的原本《敦煌劫余录》，说：“这是当年我父亲用过的，送给你。”我打开一看，其中不少地方有叔迦先生订正、批注的手迹，还夹了几张叔迦先生工作时纪录的便条。我们知道，陈垣当年编目时，叔迦先生曾给予不少帮助。《敦煌劫余录》出版后，叔迦先生继续从事北图敦煌遗书的考订。有关情况，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有所记叙。从叔迦先生手批的《敦煌劫余录》看，他订正的内容远远超出王重民文章所介绍的。这本书，现在也可以算作敦煌学的历史文物了。该书后来在我编纂北图敦煌遗书目录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放在我案头，时时查阅。

    过了些日子，周先生又交给我一摞资料，说：“这是我父亲当年请人从北图抄写的敦煌遗书。我现在也没有用了，一起送给你吧。”我打开一看，都是用毛笔抄写的敦煌遗书，大多为戒律。敦煌遗书的戒律写卷形态比较复杂，是编目的一个难点。从叔迦先生手批《敦煌劫余录》可知，叔迦先生在这方面用力甚勤。这批抄本，估计就是叔迦先生请人抄后，以供研究的。后来我从北图档案中看到，抗战期间，北图敦煌遗书转移到上海。1942年，曾经运回14卷，其中9卷就是“系因周叔迦先生托抄”。

    大约是前年，我到双旭花园看望先生，看到书架上摆著台湾王三庆所著关于敦煌类书的两大册著作，便向先生借阅。先生摆摆手：“我不用了，你拿去吧。”先生赠送我这些资料，是希望我把北图的敦煌遗书目录编好。其后，先生又一再鼓励我完成《敦煌遗书总目录》。现在这些工作都在紧张进行，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先生住在城里时，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后来先生搬到双桥双旭花园，离得远了，见面的次数也少了。我除了单独去拜见过几次外，曾经为了先生出让家藏拓片的事，陪同任继愈先生；以及为了另外一件什么事，陪同文物出版社苏志澍先生各去过一次。先生因为近年身体欠佳，一般也难得出门。有事都是电话或信件来往。先生来电话、来信，一般是询问某件事情，或索要某种资料。从先生索要的各种资料，可知先生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不佳，却依旧笔耕不缀。

    受周先生教诲20来年，可记的事情很多。但当年我并没有写“某某书屋问学记”的计划，所以没有留下记录。自己基本上不写日记，即使有时写一点备忘录，现在也不在手边。那时每次到周先生那里去问学，都是有备而去，有得而还。但今天让我回忆周先生到底向我传授了一些什么，却很难回忆起来。我只能这样说，我现有的佛教文献目录方面的知识，不少来自周先生的教导。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周先生的悉心栽培。

    有几件事情，虽然与学问无关，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值得一记。

    周先生主持佛教协会时的工作情况，我是亲眼看到。那时到广济寺找周先生，谈话间经常人来人往，请示、办理各种事务。有时有些事必须周先生亲自处理，他便匆忙赶去；然后匆忙赶回，接着与我交谈。我往往很不好意思，但周先生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把要讲的问题讲清楚，要办的事情交待清楚。从来没有因为忙，让我下回再来。直到现在，佛教界也罢，学术界也罢，都对周先生主持期间的佛协工作表示肯定。1993年，我曾经与周先生一起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亚洲北非会议。其间我要到当地一个佛教组织去谈一些事情，周先生得知后便一同前往。进门就看到周先生的题词挂在最显著的位置，由此也可窥见佛教界对周先生的评价。

    前些日子与李家振先生谈起周先生主持佛协时的情况，李先生说：当时有的人埋怨周先生处事糊涂。其实周先生哪里糊涂，什么事情心里都清清楚楚。我同意李先生的这一看法。我遇到的事，可以印证李先生的说法。

    记得当时一位先生办一份杂志，希望我写点什么。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其后不久,我到广济寺去，周先生非常严肃地指著杂志责问我：“你怎么给这个杂志写文章？”我做了解释。周先生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后，断然地说：“以后你再也不要写了。”当时我虽然不理解先生何以这样决然，处事风格也与往常迥然不同。但正因为这样，便更加重视先生的意见。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周先生知人论世的眼光。相从周先生20多年，没听他批评过谁，这是唯一的一次。

    还有，我为了便于在佛教界活动，曾向周先生提出，希望在佛协所属佛教文化研究所挂一个名，因周先生当时还兼任着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但他摆摆手，说：“别粘那个边。”

    上述两件事，是周先生对我最深切的关心与爱护。也说明周先生心中对一切都清清楚楚。

钤印：至德周绍良（朱）  附方广锠撰跋

   周先生天分极高。他的多才多艺，是大家公认的。他是佛教文献学家，是文物鉴定专家，是红学家，是收藏家，还是什么什么家等等。关键是他在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果。连盖有他印章的书籍，在琉璃厂都身价不菲。有时看到周先生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新书，我实在很吃惊。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在这么多领域都做出这么好的成绩？但周先生做到了，而且举重若轻，似乎并不费劲。回想自己做佛教文献学，整理敦煌遗书，埋首案前，既不知道春夏秋冬，也顾不上家庭子女，实在对周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做学问，吭哧吭哧下苦功；周先生做学问，玩儿一样就做了。”人之天分的差异,不能不叹服。

从左到右依次为周汝昌、吴恩裕、陈毓罴、周绍良、吴世昌、朱南铣、俞平伯、刘世德、邵荃麟、阿英。 

（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1963年8月初，于故宫文华殿红学家座谈会后。）

    周先生是美食家，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与周先生一起吃饭，才知道所谓美食家，不仅仅在于懂得美食，还在于美食时的那种专注，以及在专注中表现出的那种风度。那种风度装也装不来，学也学不到。 

    周先生对我诸多恩德，我除了帮忙跑跑腿，实在没有为先生做什么事。有的做了，但没有做好。幸可自慰的是，周先生嘱我将所整理的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目录纳入他主编的中国古籍书目释家类，这一工作我已经完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该书未能在周先生生前出版，留下永久的遗憾。

    周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家族。周氏家族为了保存民族文化，不惜心力、财力，解放后将精心收集的文物古籍，无偿捐献给公家。80年代，我曾经去过先生在流水东巷的家，一个四合院，给人的印象可用四个字来表达：“破破烂烂”。我实在没有想到捐出那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古籍的周家，住的是这样的地方。近年坊间有一本畅销书，称康有为后人为“最后的贵族”。我想，在某种意义上，周先生更是“最后的贵族”。

    上文提到任继愈先生为周先生出让家藏拓片之事，曾经登门拜访周先生。这里稍微多说几句。周先生考虑晚年生活、看病等诸多花费，拟将家藏珍贵拓片转让。这些拓片的相当一部分原由一位收藏名家收藏。而那位收藏名家的另一部分藏品则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因此，如果北京图书馆能够将这批拓片收下，则珠联璧合，最为理想。但北图经费有限，又考虑到这批拓片与馆藏拓片甚多复本，故有关工作人员不免曾有迟疑。白化文先生将此事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沟通的工作。我将此事向任先生汇报。任先生态度十分坚决，表示无论北图有什么困难，也要把这批拓片收下来。任先生说：周家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不是金钱可以计算的。约过了二、三天，任先生通知我陪同他与陈力副馆长一起去看望周先生，让我提前打电话与周先生预约时间。当天我如约赶到北图，只见任先生一人。先生说：两个馆长一起去，好像谈生意。周先生搬到城外后，好久不见了，这次主要是看望他。两位先生见面后，相谈甚欢。任先生只字未提拓片的事情。倒是周先生主动提出：家藏拓片与北图所藏复本较多，如果北图收下，国家受损，于心不忍。所以我当天晚上又给周先生写一封信，谈了北图的态度。这批拓片最终留在北图，至今令人欣慰。

    周先生当天谈兴甚浓，其间因我的要求，谈起当年叔迦先生与黄宾虹等办国画研究班，收购了一批敦煌画的经过。我这些年一直在调查敦煌遗书，想趁机调查此事，便请周先生把有关经过写成文字。但后来没有收到周先生的回信，我也没有催促，总以为还有机会向周先生当面请教，没想到成为永久的遗憾。此事的另一个知情人苏晋仁先生也已经故世，恐怕天壤间再也无人知道详情了。时值新历除夕，身在异乡为异客，怀念着周先生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

2005年12月31日于日本东京麻布台，2006年2月26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