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千惠凤丨义天的入宋求法及宋刻注华严经板

2019/7/4 15:39:37

编者按: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一百二十卷,唐释澄观撰,宋释净源录疏注经。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六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残叶,其中一卷接纸处有“两浙转运司”字样,遂定名为“两浙转运司刻本”。

韩国著名版本学家千惠凤先生曾撰文《义天的入宋求法及宋刻注华严经版》,经比勘其所论“宋刻注华严经”,发现正是浙转运司本。特将千惠凤先生之文译成汉语,以飨读者。



义天的入宋求法及宋刻注华严经板


(韩)千惠凤  著;刘婧  译;伍伦拍卖  整理


论文原载《东方学志》,韩国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1987

著者:千惠凤(1926-2018),前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韩国文献书志学者。主要著述有《韩国典籍印刷史》《韩国金属活字印刷史》等。

译者:刘婧,现韩国南首尔大学助教授。韩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者。主要著书有《19世纪至20世纪初清代文人编纂朝鲜汉诗文献研究》、《日下题襟集》(校点本)等。

伍伦拍卖善本与手稿部在此基础上对文句进行了梳理,适当增加了文中注释,使之更符合汉语使用者的阅读习惯。



大约十年前的某一天,我偶然从一位上门出售古籍的书商处购得了一册旧椠《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第三十卷。虽然是后印本,但其雕版所使用的字体为遒劲方正的率更体,书册的装帧和品相尚佳,亦称得上是罕见的版本。


大方广华严经疏  卷第三十  宋代刻  高丽时代印出  千惠凤著《韩国典籍印刷史》P95


此册子的裱纸(封面)是典型的橡染古式装潢(用一种呈棕红色的染色纸作为经折装封面的装裱方式),前裱纸中央以金泥子母线绘长方框,内泥金书经题,题目上方有“开法藏真言”梵文符号,象“鹤立蛇横”一样,起到护法的作用(1)。通过此经以厚、良的朝鲜楮纸印成来看,应是高丽时期印出后藏入佛腹的装藏帖子,可是却怎么都不能确切地判定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途径开板印刷的。


伍伦2019春拍 Lot. 018 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三十七、三十八封面


此后,笔者为解释这些疑问,只要有机会就查阅各种文献记录以及各种经板著述,结果发现《高丽史》宣宗四年(1087)三月二十二日条有记载“宋商徐戬等二十人来献新注华严经板”(2),这与《东坡奏议》所收《论高丽进奉状》(3),以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4)所记录的内容相一致。结合其他著录可以得知,使用当时传入高丽的宋刻经板所印的经书传承至今,这套宋刻经版的使用下限应该到此经板在朝鲜世宗六年(1424)赐给日本之时(5)。而且凑巧的是,当时为了验收这批经版的质量,北宋商人将印好的经书双面对粘,装裱成经折装以便携带,其中的数卷已被发现,更可证实上述推测。

不是书册,而是大量雕刻的木板,其输入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著名的王子出身的僧统义天入宋求法,这种事情是绝不可想象的。

以“检受用宋版本”的发现为契机,现对高丽僧统义天在违反国禁的情况下入宋求法的活动,尤其是浄源法师所传授的华严旨要,以及因此得以雕版的注疏综录《华严章疏》舶来的具体过程加以考察。之后,再对之前未能解决的《注华严经》板所印出的版本情况,以及此经板赐给日本的经纬进行阐释。以此亦可窥见中、韩、日三国印刷文化相互影响与传播之一端。


伍伦2019春拍 Lot. 018 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三十七首

伍伦2019春拍 Lot. 018 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三十七尾



高丽时期显宗二年(1011)左右着手雕造的初雕大藏经(6)底本有北宋开宝藏和国内传本,以及文宗十七年(1063)传入的契丹本(7)。在文宗二十七年(1073),僧统义天上呈《代世子集教藏发愿疏》,震惊朝野。而这些是出家不过八年、年仅十九岁的王子出身的年轻学僧发愿所集,是历来东亚学僧皆不敢想象的伟大事业。


北宋是东亚首个开雕“汉译正藏”的国家,之后是辽国,我国是第三个雕成的国家。而东亚学僧的撰述、章疏则是我国首先集成并开雕的。义天强烈的决心在发愿疏中得到体现,着实奇伟。如发愿疏中所言,汉译正藏的经论虽然完备,注疏却阙如,愿能对古今辽宋的藏经加以收罗,集成一藏,使之广泛传播,有利于佛教中兴、国家利益、度济众生,其发愿可谓是至诚之极(8)。不过,父王文宗却不可能允许。父王文宗于三十七年(1083)七月薨,伯兄顺宗继位,可是在同年十月去世,仲兄宣宗得以继承王位。此时,僧统义天再次上疏《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这次,在之前计划基础之上又对刊行进行了规划,愿望更加强烈。其在雕印疏中,他指出显宗曾经刊印五千轴佛经,文宗曾经刊印十万颂的契经,正文虽全而章疏几乎都遗失了,因此他拟对存世教藏进行收集,强烈地希望能得到许可来进行刊行(9)。这次上疏所表达的入宋求法意愿,比起父王文宗时期更为强烈。这一点,也可从义天通过当时与高丽频繁贸易的宋商处购入宋代高僧晋水浄法师的注疏来考量(10)。在与义天的通信中,净源对义天入宋求法的决断予以充分的理解。当时宣宗和文臣一起慎重地进行了商议,但结果还是不予许可,而义天的志愿却没有被消除,又上疏《请入大宋求法表》,忘食泣诉哀愿(11),可是也没有得到许可。万般无奈之下,义天在宣宗二年(1085)四月七日(庚午)的晚上给国王和太后留下一封书状,带领弟子寿介,微服到贞州(12)上了宋商林宁的船只潜逃出国。宣宗发现之后命御史魏继廷和弟子进行追赶,可是为时已晚(13)


义天在五月二日(甲午)到达了宋国板桥镇,上表宋帝哲宗阐述入国原因。宋帝命主客员外郎苏注(14)接待并带领一行到达汴京,安顿于启圣寺。之后数日,宋帝召见义天于垂拱殿,以宾客之礼遇加以款待(15)。同时,义天也得到了皇太后的热情接待,可以从《谢皇太后同前表》中窥见一斑(16)。义天又上表请愿,希望访问大宋的名僧大德以求法。宋帝安排华严宗高僧有诚接待,并另设别院,以供义天和诸僧问答天台教判的同异,讨论两宗幽玄之深意(17)。之后,义天又到相国寺拜见云门宗圆炤禅师,听其说法;也去了兴国寺听西天三藏天吉祥讲了去西天的事情(18)。义天在京师停留了一月有余,又上表希望去杭州源闍寺参拜浄源法师(19)。宋帝准奏,派朝散郎尚书、主客员外郎杨杰结伴同行(20)。在去杭州的途中,义天访问了金山佛印禅师了元(21)。到达杭州之后,义天第一次在大中祥符寺拜见了华严座主浄源,并得其受讲,甚感其法器之非常,深有相见恨晚之意(22)。义天又受知杭州事蒲宗孟之请,去南山慧因院开讲周译华严(23)。义天喜舍银货,又刊印经论疏钞千余卷给予寺院,之后浄源的弟子请愿把禅院改名为教院,此内容在《西湖志》的《惠因讲寺》条中亦有记录(24)


义天在杭州受讲时,诸宗的学僧云集一时,都叹服于义天的求法之诚,与义天的交游也甚为相契(25)。其中,义天与慈辨大师从谏谈论天台的教观(26),与灵芝寺的元炤律师讨论律学和浄土教学(27)。而义天在当时也携去本国的智俨《孔目章》、《华严搜玄记》、《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记》,贤首的《华严探玄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澄观的《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宗密的《华严纶贯》等论义,当时学僧云集,争相受讲(28)其章疏中因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所淹没失传的部分也得以逆输入宋(29),引起了宋国学僧的极大注目。


高丽宣宗三年(1086)二月,高丽国王受母后之命向宋朝皇帝上表,强烈要求义天归国,宋帝遂召义天回到京师。浄源也一起赴京,在回京的船中也继续向义天讲论教学。归途中经过杭州,义天去秀州真如寺参拜了长水法师子璿(30),在慧因寺又受讲了之前未能完成的华严大义。在讲义结束后,义天又拜见了天台山的智者大师,誓愿归国后弘扬天台教学(31)。经过明州时,到育王广利寺参谒了云门宗大觉禅师怀琏(32)。义天在高丽宣宗三年(1086)五月二十日,跟随本国朝贺使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六月进入国境,并上疏希望对自己未经许可入宋的罪行给予惩罚,不过,国王和王后都对义天能平安归国深感欣慰,不但赦免其罪过,国王和母后还一起到奉恩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33)


义天在入宋之后的十四个月内,不但到各地巡历,还收集了章疏三千余卷,这些都是盛大的成果。而且,义天还遍访高僧五十余人,对教学,尤其是对天台法要进行了深入参禅。义天入宋可谓是获得了灿烂的成果。



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的经历当中值得特别记录的,还有和晋水浄源法师的因缘。晋水是其号,法名浄源,其出家之后曾到各地求法,受《华严》于五台承迁,学《合论》于横海明覃。南归后,浄源师事长水子璿,听《楞严》、《圆觉》、《起信》。不但通晓大小经论,也得以深悟玄妙之道。浄源受杭州守沈文通的邀请到贤首院成为了华严宗的祖师,不过他的名声广为人知则是因为高丽僧统义天的入宋求法(34)。而义天和浄源的因缘在义天入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在上文中已经言及,即看到浄源所著之书,尤其是其中对贤首宗经典的校注释文,便极为憧憬,因此,二位僧人开始了通信(35)。书信中有如下内容:


因风而来,口授心传,则针芥虽远(36),悦高下之相投。笙磬同音,穆宫商而且响(37),见此言,已企于授受之相契矣。(38)


如上,虽然二位高僧不能会面,但以书信形式开始了师徒之间的因缘,这又何尝不是出于义天强烈的求法愿望呢。义天在入宋之后,不得不先去京师停留月余,期间热切地想去杭州拜见浄源,这从其《乞就杭州源闍梨处学法表》中也可窥探(39)。义天在慧因院中连日受讲华严大意,参用的是清凉大师澄观所述《八十华严经》的诸多注疏,浄源法师集录有一百二十卷,赠与了义天。更为可贵的是,义天以银三千两请杭州当地一流刻手雕版经注并携带归国(40)。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次年,即高丽宣宗四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二十人所携带的纳品(41),世称注华严经板(42)。经板数量有二千九百余片。


此外,义天为了报答浄源法师的恩惠,在专门制作的绀纸上以金泥写成《绀纸金字华严经》晋本六十卷、周本八十卷、贞元本四十卷,共一百八十卷赠呈,并且还寄送了为安藏此经需要修建的藏经阁的费用,金子共二千两(43)。浄源收到后非常高兴,在慧因寺内设置了藏经阁,取名为“华严经阁”。,慧因寺也因此被称为高丽寺。浄源圆寂时,义天派其弟子寿介前去祭奠,当时也带去了金塔(44)


上文所言宋版华严经板二千九百余片是由宋商船舶载入的。历代两国都有源源不断的书籍输入,而这种大量的经板输入却是第一次。雕板在当地也是个盈利不菲的行业。当时,在职的杭州知事有不少是排高丽论者,如苏轼就坚决反对经板和书籍的对外贸易,并强烈奏议希望通过国家来进行管束(45)。苏轼的相关奏议从元祐四年(1089)开始至元祐五年(1090)一直进行,其内容收录在东坡的文集中。苏轼对强力控制海外贸易呼吁有多么强烈,也可以在义天寄给浄源法师的信中窥见一二:


往年,行者颜显到来,曾辱手教,不胜铭佩。是时,闻苏牧断截商船,持书往复者,具罗非法之诛。是以未敢裁答,非怠故也。(46)


可见,义天对此事的牢骚之态。如上所述,就连两国之间往来的书信也要进行调查,有违禁者一律治罪,可见当时的排斥高丽者的态度有多么强硬。


可是,持有强烈的排斥高丽态度的苏轼却成为了高丽寺的伽蓝神,并且亲自在佛前发愿自请为寺主,而其肖像也悬挂在了伽蓝堂,越想越让人觉得是一件邪怪妄测之事。本来伽蓝堂只悬挂华光一像进行供奉,而苏轼的肖像是自请增配的。苏轼如此排斥高丽,难道是被高丽寺的神威征服了吗?不然,或是沉迷于那美丽庄严的巨帙高丽金字写经?真是一桩怪异的因缘啊(47)


伍伦2019春拍 Lot. 018 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三十八首


伍伦2019春拍 Lot. 018 两浙转运司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三十八尾




宋刻注华严经板是和高丽有商业往来的宋商徐戬专门请人所刻的。当时虽然是为了商业牟利,也会动员一流的刻手以至诚之心来完成佛经雕印。而且,宋代雕版印刷在浙闽地方已经盛行多年,不仅是地方官署,即使地方书肆的板刻术也已经达到了高超的水平(48)。从传下来的杭州临安地方的版本来看,字体都是以方正的率更体来刻印,印刷也极为优雅精美,而这部注华严经的刻印条件也是如此。最近,当时宋商使用这套雕版印刷的作为检受用而保存下来两面粘贴装潢成经折装的经书残卷也有所发现。这是当时作为“检受用”所准备的,后来传入到寺刹中,被藏入佛腹,后来被发现的其中一部。现所确认的有吕丞九氏收藏的第一、二卷和第九十二、九十三卷;李亮载氏收藏的第三十七、三十八的一帖;尹炯斗氏收藏的第四十五、四十六卷和第九十四、九十五卷的二帖(一帖破损),以上都是被分开秘藏的。其形态是上下书廓31.7cm,左右53.3cm。上下边的高度为23.2cm,有界,行字数为2015字,注双行,本文大字的大小是上下1.5cm、左右2.0cm的大型板本。不仅是纸张,雕工也极精巧,印刷更是优雅美丽,体裁也颇为宽阔,书品极好,和现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宋刻浙本相比较,一点也不逊色(49),可谓是宋板浙本之白眉。


为了保存管理初雕大藏经板,高丽宣宗四年(1087)三月建立了大藏殿(50),为了义天雕造续藏又设置了教藏都监,藏于大兴王寺(51)。尤其是义天从宋朝回国,因宣宗的愿荐做了住持寺刹,更是值得关注(52)。义天于宣宗七年(1090)编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大华严经》下注有:“大疏注经,一百二十卷,浄源移清凉大疏注于经下。”亦可以看出是指该经版(53)。后来未再刻板,只是保存了原经板,其后也有不断印刷利用的可能性。从现在调查的传本来看,只有利用此经板印刷的大量传本,而未发现有同书异板版的传本,亦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可是,宋刻注华严经板是在华严宗教势盛行的高丽朝所刻造,遗憾的是更为直观的极具视觉信仰力的变相版画却没有刻于卷首。于是,朝鲜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九月,在大华严灵通寺召集了亲御军大护军兼内府令李美冲(54),判典仪寺事朴成亮(55),判内侍府事金师幸等施主,主持刻都变相版画于卷首以做装饰。当时,对于刻都变相的缘起有如下记录:


刻注华严经都变相缘起


华严海会,称周法界依正,主伴重重,无尽珠網镜燈,未足为喻,岂可以凡心凡笔形容者哉。然凡夫识昧非相,无以生信,由是,古今写佛经者,皆画变相冠于卷首,盖为令物生信,因此而入道也。其益岂小乎?此注经板,乃大觉国师求法入宋,泛海赍来也。所恨但无此变相,某等且依古範,募工雕板,留于五冠山灵通寺,印施无穷者。

洪武五年(1372)壬子九月日

中正大夫亲御军大护军兼内府令 李美冲

正顺大夫 判典仪寺事 朴成亮

忠勤佐命功臣大匡判内侍府事 金师幸

以上施主中,金师幸是深得恭愍王宠爱的宦官,官职累升,当时应是任判内侍府事的时期(56),他主动请缨板刻都变相版画应是当然的事情。恭愍王驾崩之后,金师幸因获迷惑君主、乱施正陵影殿工役的罪名(57),被发配到益州做了官奴,家族也被籍没。之后,禑王(1363-1389,在位时间1374-1388)继位,金师幸被赦免,又再次被起用,可见其权势之大。

大方广华严经疏  卷第四十一  卷首  变相图  高丽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刊 

千惠凤著《韩国典籍印刷史》P94




宋刻注华严经板传承至朝鲜时期,一直被完好保管。朝鲜世宗六年(1424)和梵字密教大藏经板一起赐给了日本京都的室町幕府。此此赐给日本的刻板正是义天从宋朝带回的注华严经板。《世宗实录》六年甲辰十二月十七日条中有如下记录:

注华严经板,则上世宗师大觉和尚,以国命请于宋朝。浮海以来,其古今神异之迹,不可备谕。(58)

对于为何赐给日本以及当时的过程,在《世宗实录》中也有详细记录。

据世宗五年(1423)十二月二十五日条的记录,可知日本国王派正使圭筹、副使梵龄、都船主久俊等135名多人献呈方物,并到海印寺请求赐给高丽大藏经板。高丽国王认为大藏经板是高丽唯一的一部经板,不能赐予。而可以以密教大藏经板、注华严经板、汉字大藏经全帙一部来赐赠。可是,圭筹却回答曰:

寡君以为年年使人请经恐为烦溃,一赐经板,则后无请经之溃。密字,寡君本不解看,若蒙赐汉字本,则寡君必诚感悦,臣之为使与有光焉。(59)

而高丽殿下曰:

大藏经板只一本也,不可赐,更以金字华严经八十卷、梵字密教经板、藏经一部、注华严经板,此四者赐焉,皆天下无双之法宝也。(60)

日人一行求大藏经板不得,遂断食并上言曰:

吾等之来,专以求大藏经板也。吾等初来时,奏御所曰经板若不赍来,吾当不还,今不得而还,则必受食言之罪,宁不食自毙。(61)

甚至,日本使者一行这次若求不得大藏经板,将会派战舰数千战舰前来侵略(62)。故高丽殿下曰:“所需大藏之板,只有一件,实我祖宗相传之物,未获依命将密教大藏,若注华严经板,授臣判缮工监事朴安臣,虎翼侍卫司大护军李艺领去,以表谢忱。”并曰:“不腆信物,金字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蜜经一部,金字阿弥陀经一部,金字释迦谱一部,青纸金字单本华严经一部,大藏经一部。”(63)为了运送这些经板,准备了105驮的驿马,因驿马不足,又动员使用附近各驿的牛来运输(64)。此外,还为来高丽的十六艘舰艇上的523人准备了粮食1049斗,以及草芚等物装船送出(65)。这些物品在朝鲜世宗六年(1424)五月二十一日到达京都,藏经和木版,即海印寺高丽大藏经一帙和注华严经板、密教大藏经板置放于京都相国寺;金字四经存放于御所(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持将军处。上记内容,回礼使上护军朴安臣和副使大护军李艺在复命时都有报告(66)。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日本方面的史料和文献中亦有记录(67)

大藏经被藏于京都的古刹,对于日本佛教文化的源流研究以及日本大藏经开板都有巨大的影响。而宋刻注华严经板保留了华严章疏中的巨帙新注释,可谓是续藏的宝库。可是,这些被宝藏的经板,现在也不知流落到了何处。

综上可知,高丽僧统义天的入宋求法活动,不但对天台、华严宗的发蒙和宣扬,以及续藏的收集刊刻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对于中韩日三国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注释:

(1)开法藏真言梵文符号形似似鹤立、蛇横行的样子。据不同文献记载,也有“以字不是,八字不成”的说法,即其模样既不是“以”,也不是“八”字。这种形式是高丽至朝鲜初期佛经题签的普遍形式。(参考佛纪2990年佛诞纪念,6月23-25日,韩国大藏会《高丽佛书展观目录》第2回,第16页。)

(2)《高丽史》卷十,《世家》卷十,宣宗丁卯四年三月甲戌条。

(3)《东坡奏议》卷六《论高丽进奉状》:“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访闻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官私无一人知觉者。臣谓此风岂可滋长,若馴致其弊,敌国奸细何所不至。兼今来引致高丽僧人,必是徐戬本谋。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当具案闻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

(4)《东坡奏议》卷八《乞禁商旅过国外状》:“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检会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戬公案,为徐戬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公私并不知觉,因此搆合密熟,遂专擅受载。彼国僧寿介前来,以祭奠亡僧浄源为名,欲献金塔,及欲住此寻师学法。显是徐戬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来本僧搔扰州郡。况高丽臣属契丹,情伪难测,其徐戬公然交通,略无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闽浙之民,杜绝姦细。奉圣旨,徐戬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

(5)《世宗实录》卷二十六。六年甲辰十二月戊午条:“至若所需藏经本板,只有一件,祖宗所传,义不可以与人也。且今赍来密教大藏本板,亦我国之所重。注华严经板,则上世宗师大觉和尚,以国命请于宋朝浮海以来,其古今神异之迹,不可备论。”

(6)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五,《杂著·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丁酉年:“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兵自退。然则大藏,一也;先后雕镂,一也;君臣同愿,亦一也。何独于彼时丹兵自退,而今达旦不尔耶,但在诸佛、多天鉴之,之何如耳。”

(7)《高丽史》卷八《世家》八,文宗癸卯十七年三月条:“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

(8)《大觉国师文集》卷十四疏文《代世子集教藏发愿疏,年十九作》:“伏念其肇,自夙因,幸修片善托于贵戚,生遇大宁,拟龟木之人身,勤修胜业,欲龙华之佛会,早觐慈颜。或香墨银泥,图成于海藏;或雕檀绘氎,始辨于山仪。何胜采而未圆,乃眇躬而遘疾。虽五阴而可厌,奚一世以当抛。仙药灵丹,空曰摄生之道。慈风慧路,实为调啬之方。盖缔妙缘,虔祈茂祉傥,赖佛天之扶,卫获臻身之康和。涤荡灾萌,增延寿苄,夫如是,则岂唯徒宁以斯满抑,亦续愿而更修,愿兹桑木之区,素仰竺乾之化。虽经论二具矣,然疏钞以阙如。欲以于古于今,大辽大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为一藏以经通。俾夫佛日增光,邪網解纽,重与像法,普利国家,共沙界之群生,播金刚之善种,佥学普贤之道,长遊庐舍之乡。”

(9)《大觉国师文集》卷十五,疏文《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

(10)《大觉国师文集》卷十,《上浄源法师书四首》。

(11)《大觉国师文集》卷五,《请入大宋求法表》。

(12)贞州为昇天府古址,现今的京畿道开丰(丰德)附近的海岸。

(13)《高丽史》卷十,《世家》第十,宣宗乙丑二年四月庚午条:“王弟释照,逃入宋。”

(14)1《大觉国师文集》卷五《谢差引伴表》:“臣僧其言,五月二十一日,伏蒙圣慈,今臣赴阙次,仍差降朝奉郎守尚书主客郎中,苏注为引伴者,持瓶锡之轻装。”

(14)2《佛祖历代通截》第二十八,丁卯条。

(15)1《高丽史》卷九十,《列传》卷三。宗室《大觉国师煦》。

(15)2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3)林存《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並序》。(4)《大觉国师文集》卷五,《谢朝见日赐物表》《谢郊迎表》《谢抚问表》。

(16)《大觉国师文集》卷五、六,各种《谢皇太后同前表》。

(17)1 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明日表乞承师受业,优诏从之。遂见华严有诚法师。先此,皇帝闻僧统之来,诏两街,预选高才硕学堪为师范者,两街推荐诚师。至是,僧统抠衣下风,欲行弟子之礼,诚师三辞而后受之。”

(17)2 林存《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並序》:“师请遍名德,于是,诏华严法师有诚来止别院,使与遊处相从。(中略)是日,往返问答贤首天台,判教同异,及两宗幽妙之义,曲尽其说。”

(18)林存《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並序》:“后日,诣相国寺,参圆炤禅师宗本。圆炤升堂说法,继而说偈云:‘谁人万里洪波上,为法忘躯效善财。想得闍浮应罕有,优昙花向火中开。’又诣兴国寺,参西天三藏天吉祥,问西天事甚详。”

(19)《大觉国师文集》卷五,《乞就杭州源闍梨处学法表》,及同文集《谢依允所请表》。

(20)《大觉国师文集》卷六,《谢差送伴表》:“臣僧某言,伏蒙圣慈,朝散郎尚书、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送伴者,轸前旋之慈,眷曲记远人降。上笏之俊僚,伴行遐路,仰袛钧庇,实感丹衷,臣僧某中谢。”

(21)林存《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並序》:“过金山,谒佛印禅师了元,稀世之遇。”

(22)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诣大中祥符寺,谒源公,如见诚公(有诚法师)之礼,源公俨然而坐,僧统进曰:‘某甲,仰慕道谊,以日为岁,不惮险艰,百舍求谒,愿讲以所闻。’于是,诚投道应,如芥就针,有问有答,尽其春容。”

(23)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因知州蒲公宗孟之请,入南山慧因院,开讲周译经。”

(24)1《西湖志》卷十,《寺观》:“僧统印造经论疏钞七千余卷,教藏之能事毕矣。于是,其徒晋仁等,以状援例,乞易禅院为教院,永世相承,以严师席。(中略)越元祐三年五月一日,锡命报可。”

(24)2 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僧统亦捨银置教藏七千五百余卷。”

(25)1朴浩《高丽国大圣寺日与寺故国师诏谥大觉和尚墓志铭並序》:“既而历问六宗中,铮铮者,则浄源、怀琏、择其、慧琳、从谏等五十余人也。”

(25)2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始自密至京,以及吴越,往来凡十有四月,所至名山胜境,诸有聖迹,无不瞻礼。所遇高僧五十余人,亦皆咨问法要。”

(26)林存《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並序》,《慈辨大师从谏》。

(27)1 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的《戒律则择其元炤》。

(27)2 赵明基,《高丽大觉国师和天台思想》,13面。

(28)1《慧因寺志》卷八,《晋水法师碑》。

(28)2赵明基,《高丽大觉国师和天台思想》,14面。

(29)1《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十八,丁卯戊辰条。

(29)2赵明基,《高丽大觉国师和天台思想》,14面。

(30)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以元祐元年后二月十三日,入京再见,淹五日朝辞,至秀州真如寺,见楞严䟽主塔亭倾圮,慨然叹之,以金嘱寺僧修葺。”

(31)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礼辞源公,行至天台,登定光佛陇,观智者塔,亲笔愿文礼于塔前,誓传教于东土。”

(32)林存《南嵩山仙凤寺海东天台始祖大觉国师之碑铭並序》:“及到明州,往育王广利寺,谒大觉禅师怀璉,仁宗尤重此老,以为福田。”

(33)1《高丽史节要》第六卷,宣宗丙寅三年六月条。

(33)2《大觉国师文集》卷八,《至本国境上乞罪表》。

(34)《慧因寺志》卷八,《晋水法师碑》。

(35)《大觉国师文集》卷十《上浄源法师书四首》,同文集卷五《乞就杭州源闍梨处学法表》《请入大宋求法表》。

(36)意思是指相互投合的师弟之情。

(37)五音(宫商角徵羽)中基本的音律“宫”和“商”二音,只有这二音相互调和,才能形成音律。此处是指师弟之间的相互默契。

(38)《大觉国师文集》卷十,《上浄源法师书四首》中第一首。此内容于《大觉法师文集》卷五《请入大宋求法表》中有引用。

(39)《大觉国师文集》卷五,表《乞就杭州源闍梨处学法表》。

(40)《苏东坡奏议集》十五,卷八《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戬公案,为徐戬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访闻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41)《高丽史》卷十,《世家》第十,宣宗丁卯四年三月,甲戊条。

(42)《世宗实录》卷二十六,六年甲辰十二月戊午条。

(43)1《慧因寺志》卷六《杭州慧因教院 华严阁记》:“高丽国,文宗仁孝王,以国中有两花之瑞,每瓣现晋水二字。适其幼子义天,辞荣出家,命入中国,受晋水师教。明年,进金字塔字华严经三百部,银二千两建阁于寺藏。”

(42)2金富轼《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並序》:“及还国,又以金书大经三本归之,以祝圣寿。慧因本禅院,改为讲院。”

(44)《苏东坡奏议集》十五,卷六《论高丽进奉状》。

(45)《苏东坡奏议集》十三,《论高丽卖书利害劄子》。

(46)《大觉国师文集》卷十一,《上大宋浄源法师状三首》第三。

(47)《慧因寺志》卷一、二、六。 

(48)1屈万里、吕彼得,《图书板本学要略》,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1955,74-75面。

(48))刘国均,《中国书史简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65面。

(49)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

(50)《高丽史》卷十,《世家》第十,宣宗丁卯四年三月己未条。

(51)《高丽史》卷九十,《列传》卷三,宗室一,大觉国师煦。

(52)大兴王寺的大藏殿所藏初雕大藏经板之后曾转移到了符仁寺,后因蒙古军的入侵,于高宗十九年(1232)迁都江华岛时大都被毁,值得庆幸的是注华严经板没有烧掉,传至朝鲜世宗时可能又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存放。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九月在灵通寺补刻都变相版画,而注华严经板在义天入寂后,极有可能被保存到了义天在11岁出家至30岁入宋之前一直常住的大华严宗刹灵通寺里。

(53)《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海东有本见行录》上,第三页。《大华严经》《大疏注经》120卷。

(54)《高丽史》卷一三六,《列传》第四十九,辛禑丁卯十三年三月丁丑条,禑王时期李美冲曾官职至典工判书。

(55)《高丽史》卷六五,《志传》第十九,记有官职至密直副使。

(56)《高丽史》卷一二二,《列传》卷三十五,金师幸。

(57)正陵是指恭愍王的蒙古太妃鲁国公主的陵,此处是指供奉太妃真影的殿阁。

(58)《世宗实录》卷二十六,六年甲辰十二月十七日条。

(59)《世宗实录》卷二十二,五年癸卯十二月壬申条。

(60)《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六年甲辰正月戊寅条。

(61)《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六年甲辰正月己卯条。

(62)《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六年甲辰正月丁酉条:“本国被虏人来言,在对马岛时,日本国王通于岛主曰:‘今遣使朝鲜,求大藏经板,若不许,则欲有侵掠,汝等亦修战舰以从。’”,另有己亥条:‘圭筹等报御所状曰:“朝鲜国不许经板,粧船数千艘侵略朝鲜,抢夺经板等事。’”

(63)《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六年甲辰二月癸丑条。

(64)《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六年甲辰二月癸巳条:“兵曹启,今日本国王处,赐送经板一百五驮,不可只以驿马转输,请令各驿近处各里牛马,并刷驮军从之。”

(65)《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六年甲辰二月己酉条:“礼曹启,日本国王使送上官人圭筹,其所乘来船十六只,所率人五百二十三名,今还归时,一朔粮及各船草芚请之。然上项人一朔料,则二百九石三斗,依数题给未便。今姑以半朔料,一百四石九斗及草芚酌量题给入送,从之。”

(66)《世宗实录》卷二十六,六年甲辰十二月戊午条:“大内殿启云,拘邻国使臣于义未安,宜当引接御所,乃许来京。遂与圭筹等五月二十一日到京馆,于城北深修菴,输藏经与木板,置于相国寺。六月二十五日,御所乃到都城北等持寺,引见臣等,臣等乃进国书,只纳金字四经,其余礼物,并不许纳。”

(67)1《善邻国实记》,中卷;

(67)2木宫泰彦,日本古印刷文化史,东京,富山房,昭和四十年,330-331面。


伍伦2019年春季拍卖会

预展时间:7月12-13日上午9时-下午8时

拍卖时间:7月14日下午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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