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温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三）

（日）池田温著李德范译、孙晓林校（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3/4期

三、前人所作的题记集录

   如前所述, 在中国传世的古代写本与其说是极其稀少，倒不如说近乎没有, 因而也就没有生发出对写本题记的关注。相反, 在日本有不少传世的八、九世纪后的古代写本, 所以, 在对古代写经的搜集研究上着了先鞭, 也是很自然的。以松翁、古经堂主人为号的净土宗僧人养鸬彻定（1814-1891），当近代后期考据学风在汉学、国学中间时勃兴之际, 为有助于佛典文献学的钻研和对佛教史的研讨，他亲自在全国搜访古经, 努力搜集著录, 编著了《古经题跋》、《古经搜索录》、《译场列位》等, 同时对古经作了很多考证性的跋语，为深化书志学、目录学方面的认识做出了贡献㊲、本书所收的《菩萨处胎经》（239）、《大楼炭经》（594）等, 由于他的鉴识, 其价值才为人所周知。必须承认, 在提高对古写经的学术性 认识上，其功不可没。所著《古经题跋》、《译场列位》被收入国书刊行会编的《解题丛书》, 采用了活字印刷（1925），至今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作, 被广泛地参照利用着。

   在其之后, 对日本的古写本, 由国语学者或历史学家试着做了各种题跋集录, 竹内理三编《宁乐遗文》宗教编的经典题跋和《平安遗文》题跋编中, 将奈良、平安时代的题跋按编年进行了整理辑录, 至今仍被最广泛地利用着。其中含有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来自大陆的写本和入唐僧人所记跋语等, 对了解中国古代写本在日本的传存, 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世纪敦煌、吐鲁番等写本被发现后, 最初采录题记的, 是秉承罗振玉之意而工作的其子罗福苌。不幸的是, 他于1921年26岁就早逝了, 其遗作《古写经尾题录存》加上其弟罗福葆编的《补遗》, 全部收在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中公开出版（1923）。本篇共72页, 《华严》、《涅槃经》以下分类编排, 共集录有171件, 间时插有关于纪年和经文性质的考证, 至今仍值得参考。由于被集录的都是据原件或是照片（斯坦因本），几乎没有从其他著作转引的, 可以说录文大致是能够信赖的。当然, 有细微的脱漏和异体字的误读等等, 但创始之功, 瑕不掩瑜。有几件今日所在不详, 我们只是从罗的集录中才见到。

   随后是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1927），这个作者打算根据自己所藏的许多新资料, 建立起中国书法史系统的著作，此书同时具有中村收藏品解说目录的性质。书中按年代顺序载录了数十件吐鲁番、敦煌写经的题记, 其意并不在集录题记, 它们只是此类资料集中不应疏漏的作品。中村的搜集在今天已成为书道博物馆藏品, 虽然大体可以说有个目录, 但还没有被制成缩微胶卷，也不便于阅览, 有时还不得不依赖于《源流考》 的录文。与《尾题录存》的跋文不分行的连写相比, 《源流考》的原则是在移行处有明确显示, 录文工作做得相当慎重。书中选收部分照片, 但多数内容没有图版。幸有《书苑》杂志六卷九号（1942）和七卷二号（1943），做西域写经的特集, 其中中村藏品题记的主要部分都影印刊出, 可与《源流考》一书互为补充。

    敦煌写经研究中划时代的著作，是矢吹庆辉《鸣沙余韵》（1930）、《鸣沙余韵解说》（1933）。当《大正新修大藏经》编纂时, 为了增补敦煌写本中的古逸佛典, 负责调查散在伦敦、巴黎等地的敦煌本佛典的矢吹于1916、1922-23年前往英国,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协助正在从事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的整理编目工作的翟理斯博士, 进行佛典的名称此定, 同时, 他以古逸经、稀见本为中心，选定了有纪年跋语的写纪和内容有特色的写本190件, 拍成照片, 这就是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大型图录本《鸣沙余韵》。三年后又出版了带有详细说明和有关若干佛典的研究论文的《鸣沙余韵解说——敦煌出土本未传古逸佛典开宝》。因而《余韵》所收题记, 仅限于斯坦因本中的约五十条,随着对西凉《十诵比丘戒本》（57）为首的敦煌本中代表性题记的系统研究,以图版方式刊行题记, 意义很大。

池田温57  西凉建初二年（406）《十诵比丘戒本》 S.797背

   经过出色的佛教学者矢吹的整理, 编出《大正藏经》第八五卷古逸部、疑似部（1932），给全体佛教研究者提供了敦煌写本佛经中价值较高部分的排印本, 推动了后来研究工作的进展。继矢吹之后, 由翟理斯自己动手编写的《斯坦因搜集的汉文纪年写本》一书, 按年代顺序排列写本, 并附有英文解说, 分六次发表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纪要中（1935-1943），见下表：

   为了对超过七千件的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包括20件印刷物和绍良吐鲁番、于阗等出土品）进行分类目录的编制这项大工程, 抽出有纪年的资料进行分析是个重要前提。翟理斯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的这篇著作是以矢吹的解读解说为基础的。由于斯坦因搜集的写本具有能够代表整个敦煌文献的性质, 所以，翟理思的这篇著作，为敦煌学的基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翟的这项工作, 不是直接以题记为对象, 而是将所有带纪年的文书、记录都作为著录的对象，但结果是主要题记中，大多数都是有纪年的。而且，与纪年文书类相比, 题记数量过半。本文最大的长处是直接录自原件, 又因将题记全文英译为原则, 题记内容的细微处都予以了注意。不用说, 随着此后敦煌学的进步, 需要改订的地方不少, 但翟理斯提供的近三百件敦煌写本题记, 即使在今天, 仍然是我们研究敦煌题记的基本资料。不久, 二战以后, 翟理斯编《大英博物馆敦煌汉文写本解说目录》出版，本文的成果被摘要收载, 无纪年的题记也被辑录在内, 所以, 本文其实是完成了一半工作。然而, 由于《解说目录》省略了对每件纪年题记的详细说明, 因此, 现在两者都依然有价值，可以并用。

   北京图书馆的八千余卷敦煌写本, 经陈垣等人整理的目录, 以《敦煌劫余录》（原为14帙，线装6册，565页，1931）为名，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之四出版发行。本书是从华严、宝积部开始, 到道经、摩尼教经结束的分类目录。附记项中辑录的题记, 自然不会周全。用双行注的小字不显眼, 移行之处也没表示。而且没有题记的写经占了大多数, 故本书收录的题记不大引人注意。不久, 由许国霖汇编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 从大般若经到道经分经汇编, 选收423件题记, 与《敦煌杂录》一并刊行（1936）。此书网罗了无纪年的、简单的署名、校记等各种题记, 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题记集录的专书。书末附有编者所作《写经题记年代表》。接着许君综合辑录了包括海外所藏部分的敦煌写本题记, 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在《微妙声》杂志上分五次连载。最初刊载的目录（146种463则）以《中阿含》、《大方便佛报恩经》为首, 至道经、摩尼教经、佚名经, 一一列举题记。因《微妙声》难以觅见, 为提供参考, 将各号所载页码列举如下： 
第一期（1936年11月）89-98页，引、目录、中阿含—心经；

第二期（1936年12月）69-78页，（续一）心经—涅槃经；

第三期（1937年1月）73-82页，（续二）涅槃—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第四期（1937年2月）71-84页，（续完），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佚名经；

第五期（1937年3月）81-86页（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

第六期（1937年4月）79-86页（补遗）。

   此汇编因将内容完全相同的题记算为一则，所收题记总数约630件，加上补遗约140件, 合计共70件左右, 在当时是最丰富的集录。但遗憾的是, 许君著录的北京本和陈垣的劫余录相比, 准确性稍差。而其他部分藏品大部分是转引自罗福苌、矢吹、翟理斯等人的录文以及从《大正藏经》和 《昭和法宝目录》等处转引的, 其中脱落和误记、误植等情况有所增加, 整体性可信程度较差。

    敦煌写本中经过特别精选,并引起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伯希和所获部分,伯希和自编目录（2001-3511、4500-4521、5522-5544）的初稿于30年代初出来，分别由罗福苌（载《国学季刊》1卷4号、3卷4号, 1923，1932）、陆翔（载《北平图书馆馆刊》7卷6号、8卷l号，1933、1934）二人译成汉文出版,其中只限于对纪年和题记要点的摘录。正式介绍题记的是神田喜一郎著录的隋以前的写经（《书苑》213，1938）。其后应是王重民编的《伯希和劫余录》。1934-1938年间滞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王君, 从原件中辑录了题记的主要内容, 后收载在公开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中。伯希和本题记的件数不及伦敦、北京藏品多, 但因佛典以外的儒教、道教和其他四部书的比率大, 作为学术史资料, 可以说占据了敦煌本的主要部分, 价值很高。由巴黎国立图书馆自行编制的详细解说目录经过数十年的时间, 谢和耐、吴其昱主编的第一卷（P.2001-2005、1970）米歇尔、苏远鸣主编的第三卷（P.3001-3500，1983）已经出版。题记主要是佛译解说, 第一卷中附有42件精美题记的照片，补充了王目。作为对写本的解说, 以上二卷显然是很精密的。若仅从题记的角度看, 则不如翟理斯的著录周全，有时往往省略移录,所以王目仍有使用价值。但第三卷中有写本本文、题记, 同时提到引用的研究文献等, 都经过非常细心的核查, 所以有特殊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 伯希和本中约有150件精品, 饶宗颐将这些按原大精印并附解说, 汇编成《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1983-1985）。不仅可以看到内容价值高的诸写本的全貌，而且幸运的是得以窥到约50件题记的原形。

   在件数上与北京、伦敦、巴黎并称的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 除一部分外, 为世人所知比较晚。由孟列夫主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二册（Ⅱχ一—一七〇七、1963；Ⅱχ一七〇八—二八九二，1967）出版, 使俄藏中约十分之三的内容变得明朗了。有关题记的要点被译出介绍, 在第二分册附有孟列夫《敦煌写本的年代》, 其中有对纪年题记的详细说明, 还可看到20余件题记情报和十多件不太鲜明的图版 。

    此间, 由于日本东洋文库榎一雄、山本达郎两位的努力，于1953、1954年，将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敦煌汉文文献已整理的部分全都制成了缩微胶卷, 使得大多数研究者能够在日常研究中较为方便地利用缩微胶片乃至由此冲晒出的照片。而且根据王重民所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能够大体知道敦煌汉文写本中的主要题记, 写本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对敦煌、 吐鲁番写本的关心于是提高了, 各藏所机构接连不断地进行了编目、图版等的刊布, 关于四大搜集地以外的各地散在的敦煌本情报也在迅速地增多。且不说敦煌学, 就是由书法史等各领域的专家所开展的写本题记的研究也有了进步。在战后的写本题记研究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田勇次郎、平野显照《中国古写经纪年录》（《大谷学报》35：2，1955），中田勇次郎《南北朝的写经》（《京都市立美术大学研究纪要》5，1958，后收入中田著《中国书论集》，1970）, 藤枝晃《敦煌写经的字体》（《墨美》79，1960）, 藤枝晃《北朝写经的字体》（《墨美》119，1962），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说（英文）》（《Zinbun》9、10，1966，1969）等论著的贡献。藤枝君的著作是图版和解说相结合，以有纪年跋语的写本为基准,详细考察写经的外在形态、字体和书风等, 对无题记的写本也大致地推测出年代。随着敦煌研究的发展, 各个时期的写本范围——特别是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金山国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等各时期写本的特点变得更加明显, 提高写本研究的精度已经成为可能 。

   兜木正亨网罗敦煌写本中的《法华经》，编有《斯坦因、伯希和搜集的敦煌法华经目录》（1798），将大英图书馆1938件、印度局图书馆23件、法国国立图书馆220件，共计218件写经，很有条理地进行分类著录。注疏类中有几件由于调查不充分而被遗漏。但《法华经》本身连未被整理的碎片都被细心地检出来，他付出的劳动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在本目录中，题记是必然被转录的，图版也丰富。据此能够清楚地看出在内陆亚洲《法华经》普及的各种情况。
    1976年“文革”终止后，敦煌研究恢复了生机。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后，中国此项学科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北京图书馆的《敦煌劫余录续编》开始，敦煌研究院、敦煌县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陆续出版了所藏敦煌写本目录，在对题记方面的介绍上增加了许多数量。再者，根据缩微胶卷影印，试图全面显示写本原形的140册《敦煌宝藏》（1981-1986）也出版了，能够一览伦敦、北京、巴黎藏品中缩微所收部分的全部写本。令人惋借的是有不少件图版，清晰度较差，所以，仍有必要参考原来的缩微胶卷及其照片。
    近年，尝试作写经题记集录的有陈柞龙《敦煌古钞内典尾记汇校》分初、二、三编，初编据京都国立博物馆编《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1964），选录36件，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及续编（1965、1972）选录18件；二编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五卷选录53件；三编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选录斯坦因本374件、伯希和本151件。初、二编刊在《海潮音》56：5，56：7，（1975）。后被收入陈著《敦煌文物随笔》（1979）。在陈著《敦煌学要䈁》中，此三篇合刊收入（1982：49-196页）。录文中每每以著者按语的形式穿插对题记、文字的校订等，但所校不是写经原件，基本上是转引的，故参考价值不大。难得多年居住巴黎，负有敦煌学专家盛名的陈柞龙君，没有直接用伯希和本等写卷原本，而是转引数十年前的《大正藏经》和王重民录文，实在是太遗憾了。

   关于吐鲁番写经的题记，最早有《西域考古图谱》（1915），以精美的图版刊行。不仅如此，从《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等介绍中看，也是很有水平的。战后，柏林搜集残片的正规擎理工作开始进行，《汉文佛教文献残片目录》二册（1975，1985）的出版，提供了题记的图版和解说。又，《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9册（1981-1989）中，收有中国新从墓葬中发掘的其他宗教典籍题记数种的录文，数量有限。但补充了与敦煌写本有不同背景的题记，在扩充对中国写本的理解上是很有用的。而且今后其数量还有可能增加。对此，我们确有信心。

注释：

㊲关于养鸬彻定，可参考《第十一次大藏会陈列目录（养鸬松翁师追慕展览）》（京都知恩院，1925）和附载于《古经搜索录》影印本中牧田谛亮《彻定上人年谱》等。前目录中列有彻定的遗著24件，校刊本11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