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温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终章）

（日）池田温著李德范译、孙晓林校（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3/4期

四、参考资料

    本书旨在对十一世纪初或以前的中国古代写本题记类按年代加以集录，但也不限于此，与中国古代写本有密切关系的书录、出记、编者署名、译者署名、序文、跋文、记事等若干件，也从传存刊本中抄出，在序号上附一“参”字，收入本书。为了多方面把握写本时代书籍的抄写和流传的实际情况，如果从这一本意来说，相关资料也可有一些，但只选收了二百几十件，相当于集录题记的十分之一。其主要内容，按种类简介如下：

西汉末年的书录:

    中国目录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在从事宫廷图书整理事业之际，对书籍作了解题。附载于《荀子》、《管子》、《山海经》等若干种书籍的解题流传下来了㊴（参1-10）。象《新序》(参4)、《烈女传》（参6）书录是被节略的佚文，《邓析子》（参9）书录有伪作之说㊵，刘向书录的大部分都散佚了。现有的书录，在近二千年的流传中 ，部分内容有所变化，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作为今天能够见到 的最早的解题乃至叙录，它们是很重要的。附属于清朝《四库全书》中的提要是其后继。众所周知，这些解题在专制帝国下的书籍流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因为唐朝开元年间《四部书录》、北宋的《崇文总目》㊶等都已散佚，故刘向父子的叙录可以说是仅有的一点遗存，其存在的意义颇大。近年来，先秦竹简和秦汉帛书、竹木简书籍从湖北、湖南、山东、甘肃等地陆续发掘出土㊷，然而至今没有发现附有题记的例子。大部分书籍没有抄写者姓名和书写年代等内容的记录，都是以仅有原文的形式流布诵读。西汉末年的文献整理编目事业产生了各种书籍的叙录，它们被收载于 原书，并以这种形式被流传下来，这一点在文献史上是值得大写特写的。所以，在专门搜集写本题记的本书中，把这些解题作为参考列于卷首。所录解题原文，以四部丛刊本为主要依据。

经记、出记、后记等

    汉译佛典的卷尾附有说明译出、流布原委的记录，这种记录有各种名称。今天所知道的最早的写经题记（30）是三世纪末西晋元康六年（296）的，不过佛经的汉译始自东汉。作为了解写经题记背景的参考，从《出三藏记集》收录的后记中挑选几件有代表性的，按年代加以排列。记录西域僧名、译者、笔录者，有时也加上援助者名、年月日与地点的后记类，通过南朝齐梁时代僧祐的辑录，我们今天也能得见。

  汉人自己在著述时，有在文末附自序的习惯，但规规矩矩连月日都记上的例子并不多㊸。上述写经题记产生的契机是，由于对外来经典的翻译是项特殊的事情，故有关人士需作如此记录。于是，抄写译经的人对后记也如此重视，反复转抄，我们看《优婆塞戒经》的后记（参71、72），西域写本和《出三藏记集》本，同样的后记，纪年相差一年，据此得知到六世纪时，出现了两种原文。大谷探险队携来本，专家们断定是五世纪中叶前后所抄，从此经卷的译出算是三、四十年之内的事。宋代以后的刊本大藏经，大多省去了与理解经文内容没有关系的后记之类，《出三藏记集》中收的资料便受到佛教史学家的珍视。新译时代以后，译场扩大，组织完备，成为类似官衙的机构。因而出记之类也发生了符合这种形势的变化，以至被称为译场列位等。

编纂列位、译场列位

  在传统中国官修书籍中，包括奉救修撰书籍在内，卷首或卷尾的序文跋文等，连同编纂官一览表，题写得非常醒目。附于译经的译场列位并不限于僧侣，常常有与此事业相关的俗官并列。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做为写经事业成果的精写本上，列着有关系的道俗之名。本书为供参考所收《魏书上十志启及自序》（参244）中可见魏收以下五人的列衔，这是列举编纂者比较早的例子。在初唐以后的遗存中，这样的例子显著增多。举译场列位一例（本书未收录自杉本一树录文）㊹如下：

唐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卷末编纂列位及抄录记

永徽二年正月廿三日于长安大慈恩寺

翻经院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大慈寺沙门大乘光笔受

法海寺沙门神肪笔受

大总持寺沙门道观笔受

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证文

普光寺沙门道智证文

汴州真谛寺沙门玄忠证文

弘福寺沙门明清正字

大总持寺沙门玄应正字

弘福寺沙门文修证义

蒲州栖岩寺沙门神泰证义

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证义

宝昌寺沙门法祥证义

罗汉寺沙门慧贵证义

实隆寺沙门道明证义

大总持寺沙门道洪证义

大慈恩寺沙门玄奘奉诏译

  此写经为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圣语藏所藏，被认为是从唐朝带回的经卷，四十三张黄麻纸，从卷一到卷五连写《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全十卷）。每行二十五字，有白笔训点。卷末有白笔所书“此上五卷，正历三年（992）五月十五日点了。”这是平安时代中期有训 点符号的写经。与本书所载，能够看到玄奘译场列位的大菩萨藏经（参512、516）、大乘五蕴论（参513）、瑜伽师地论（参515）、佛地经（517）、大毗婆沙论（540）、大般若经（参550、551）等比较能够看出较多的共同点和若干相异之处。列举由僧人们担任笔受、证文、正字、证义等职务所组成的译场，和冠以首都寺名或地方州名加寺名的僧人名等方面大致是相同的。但此写本译场列位分为上下二行排列是特殊的，推测是为了缩短共抄写了五卷的写经。列位部分也由原来的一行改为二行抄写。相反，也有转抄时列位的文字增加了很多,使行数倍增的例子（775、776）。到了武则天时代，列位人数达到了顶峰，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张的作法。《众经目录》卷十五（参672、673）中实列七十名僧人，实质上这反映了追求表面堂皇的时代风气，其余风一直延续到义净的译场（参776、777）。其后，在中唐和北宋初年，译场列位也被传承下来（933、参934、985、1007、2532、2533、2544、2546-2550等），但武则天时代的那种表面堂皇消失了，变成与实际基本相符合了。

  此写经为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圣语藏所藏，被认为是从唐朝带回的经卷，四十三张黄麻纸，从卷一到卷五连写《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全十卷）。每行二十五字，有白笔训点。卷末有白笔所书“此上五卷，正历三年（992）五月十五日点了。”这是平安时代中期有训 点符号的写经。与本书所载，能够看到玄奘译场列位的大菩萨藏经（参512、516）、大乘五蕴论（参513）、瑜伽师地论（参515）、佛地经（517）、大毗婆沙论（540）、大般若经（参550、551）等比较能够看出较多的共同点和若干相异之处。列举由僧人们担任笔受、证文、正字、证义等职务所组成的译场，和冠以首都寺名或地方州名加寺名的僧人名等方面大致是相同的。但此写本译场列位分为上下二行排列是特殊的，推测是为了缩短共抄写了五卷的写经。列位部分也由原来的一行改为二行抄写。相反，也有转抄时列位的文字增加了很多,使行数倍增的例子（775、776）。到了武则天时代，列位人数达到了顶峰，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张的作法。《众经目录》卷十五（参672、673）中实列七十名僧人，实质上这反映了追求表面堂皇的时代风气，其余风一直延续到义净的译场（参776、777）。其后，在中唐和北宋初年，译场列位也被传承下来（933、参934、985、1007、2532、2533、2544、2546-2550等），但武则天时代的那种表面堂皇消失了，变成与实际基本相符合了。

唐贞观二年（648）《佛地经》译场列位

 与佛典的译场列位相匹敌的编纂列位，在《五经正义》、《律疏》、《新修本草》（参532、535、544）等书中很明显，编纂列位既有被包括在上表之内的情况，也有登载在卷尾的事例。从向全国府州颁发的永徽职员令来看，令文三十卷，发布时每卷卷尾记载的编纂列位达二十余行，意在赋予令文内容以权威 。

序文、跋文

  序文和跋文有著者所写与由第三者执笔两种情况。虽然是书籍的附属物，也还是被作为书籍本身的一部分对待。要分清与抄写者写的识语、 题记类的界限是必要的。本书的对象是题记，序跋本来应当除外，因有助于对写本流传的理解，作为参考，采录了若干件。例如，阮孝绪的《七录序》（参185）是先于《隋书·经籍志》的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因而受到重视，幸而收于《广弘明集》，得以传存下来。王福畤撰《王氏家书序》（参523）一文，对宣传特殊政治伦理思想的《文中子》的流传，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另外，白居易在他为《白氏文集》所写的后记中（参1044、1045、1047、1049、1073），记述着为使自己的诗文集能安全地传于后世，在几次编集之际，他连保管 作品集的场所都作了安排。著者如此执着的结果是三千八百余篇的庞大作品集一直被流传至今。

书画的题记等

  本书是以写本为对象，书画基本除外，但作为参考，收载了附于书画的跋语和有关书画流传的若干记录，因为那些记载为研究写本的流传提供了各种启示。例如虞和的《论书表》（参96）、徐浩的《古迹记》（参914）、跋尾押署（参1081）、古今公私印记（参1082），靠九世纪张彦远撰录的《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而流传下来，是书画史方面的著名资料。这些资料涉及到的，与写本题记共同的问题（装潢、鉴藏、题识等）也有不少。

  再者，零碎的后贴题记（345、3271）之类也时有收载，当然不是有系统的挑选。在书籍史上，随着印刷本的普及，过去的写本书籍渐渐地被遗弃不顾了。与此相比，古代书迹，无论拓本、拓模作得如何精巧，并得以流传，也改变不了原件的价值和在传承上人们对它的执着追求。所以，众所周知，附在真迹乃至摹本上的众多题跋被传存下来。但现存题记的大部分是宋以后到明清时期的摹本，被确认为十一世纪初以前的，仅仅只有一部。对作品本身的鉴定，已经有从历代鉴赏家到现代学者的长期研究的历史积累，其中也有对题记、押缝或是涉及装帧的注记等等的品评、讨论。但一般都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为有系统的研究手段。从清廷传出，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孝女曹娥碑（绢本楷书）》是件声誉很高的名品，现在也被复制并得以普及。对此件的书者有三说，王羲之书、无名氏晋人所书及南朝后期人书，三种观点今仍并存㊼。因文末有^“昇平二（538）八月十五日记之”，被认为是东晋时所书。而东晋的年号为升平，没有写作昇平的。南唐的昇元（937-942）年号闻名以后，也有把晋的升平写为昇平的。本卷中四周写有萧梁的“满骞^”、“僧榷”、“怀充^”署名，以及唐大历、元和、会昌年间的题记，但本书没有采录。这是仅有的一例。即使是后世的摹本，如果是忠实地照抄原文，那么摹本内容上的价值也必须充分予以重视。为推进对中国写本的研究，常常将书画资料带入我们的视野进行批判性的探讨，确实大有必要。

早期的印刷资料

  本书虽说是以古代写本为对象，不过也收载了十一世纪初以前的若干印本和版画。那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写本时代，将与写本并存的早期印刷品也包括在我们的视线中，是会很有收益的。敦煌文献是今天仍能目睹到的中国写本的大宗，同时，也可以说是有限的早期印刷资料的珍贵积存。纪年最早的印刷本有著名的《金刚经》（参1987）以及《中和二年（882）具注历首》（参2030）、《节度使曹元忠金刚经刊记》（参2332）、《大随求陀罗尼记》（参2428）等，都是能够如实反映早期印刷品实际状态的资料。此外，写本中有注为“西川过家真印本”（2126、2127等，2154是戈家作）的金刚经被认为是抄自刊本的写卷。这类例子在其他处也可零星见到（2110条）。印刷术经过八、九、十世纪逐步发展起来，适用范围在扩大，写本的比重逐渐提高。众所周知，五代后唐时由王朝政府组织的，对儒教经典等重要书籍的大规模刊印，拉开了印刷时代的大幕㊽。通过北宋初年的大藏经印行及十一世纪主要书籍的全面印行，印刷时代被最终确立起来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九、十世纪恰好是写本、刊本的过渡阶段。在数量上可以说，写本仍占较大比重，在像敦煌那样的西睡边地，印刷作为新技术也正在扎扎实实地普及着。然而其经济优势尚未确立，书籍的生产基本上靠抄写，刊本极少得到，仍属贵重品。最早的刊本大藏经开宝藏是在四川刊印，而其雕版被运到京城开封，一直使用到北宋末期（参2401-2405）。质量上乘的木版耐用性好，使用年数持久，十分经济。

传存至今的刊本多是南宋以后的，北宋年间的版本廖廖无几。所幸在后世的版本中保存着北宋初的编纂列位、刊记。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窥见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监本等古籍的实况。（参2519、2534、2537、2538、2551、2555、2563、2565、2566等），从中可以看到在书写格式上，写本时代以来的传统被一脉相传地继承着。

五、写本的存疑问题

  无论古今东西，文化遗产中都存在着赝品。在中国古写本中，也有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的写本，真伪的鉴别是进行研究时无法回避的难题。中国古写本中的传世品是个别少数，大部分是二十世纪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掘发现的。因而，其赝品当然是近数十年间制作的，这与日本、欧洲等地的古写本、古文书的伪冒品有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历史，不能同日而语。作为日本有代表性的敦煌学者藤枝晃君，曾经明确提出，在检点他亲见的国内十二家搜集品（包括大谷大学、龙谷大学、京都博物馆、天理大学、藤井有邻馆、唐招提寺等）及四处搜集的敦煌写本的照片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赝品㊾。此后，笔者直接见到的调查结果是赝品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为了缓和一点，记录为百分之九十以上。藤枝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1986年公开发表了关于李盛铎鉴藏印的仿制品有十多种的详细考察，其中围绕伪造品的背景提出了各种问题㊿，对此有兴趣的同道可以参考。文末附有“我失败的例子”，道出了他的煞费苦心的体验，虽说细节上有可修订之处，绝大部分从前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就日本的敦煌写本的真伪比率而言，直到现在本人所见到的并不象藤枝君判定的那样，虽说赝品占压倒多数，而真品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笔者曾在大东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三藏》月报上 登载过五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写本题记，并提出其中约有15件值得怀疑（51）。本书中，我认为有真伪间题的写本，在标题下加有“疑” 字。共计百余件的这些“疑”本，是赝品的可能性很大。然而，说实在，对每个写本的真实性进行仔细研究，这种情况极为少有，只限于对若干件疑点显著的例子有些零星的意见。因而，没有附“疑^”字的并不意味着就被认定是真品。
  总而言之，赝品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是对真品的忠实摹写或照片，那么这种伪造品的文字内容还是有价值的。若是原本已丢失，那这还是宝贵的抄本呢。另一种情况，由伪造者不是摹写真品，而是臆造的文字，给研究者带来困扰，以致产生错误的认识，这样的伪造罪孽深重。三国吴建衡二年（270）敦煌郡索𬘘题祝的《太上玄元道德经》（16），曾被作为珍贵的郭煌写本，享有盛名。饶宗颐和神田喜一郎两位硕学曾将此件作为真品来对待，后来发现了疑点，原来结论被推翻，此事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然而，近年影印的《敦煌宝藏 》依然收载了此写本。总的来说，不断出现将其视为真品的现象存在，应当说是个意外。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藏有《大般若经》卷二七一的长卷，整理解说者举出尾题“贞观二年史文华写”中的纪年，提出“此题记的笔法比经文流畅”，再有“本卷纸色浅白，与普通有异，书法也不好，文字中有误，根据纪年的运笔比经文流畅来看，恐怕不是唐贞观年间的，或许是晚唐乃至北宋之物，纪年是更后世人的伪造，商人为高价出卖而添记的也未可知”（补6）（53）。玄奘的译场，由于多方面协助，从显庆五年（660）到龙朔三年（663）十月，译出了《大般若经》六百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54），由上件写经有三十余年之前的纪年这一点来看，很显然，这属于伪造者的滥作。日本关西的一个古董商所藏古写经中附有下面的题记（本书未收）：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泰始九年岁在癸巳正月十五日佛弟子张华写记。
  十六国时，昙无谶（一作摩谶）于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十年（421）在凉州译出的《涅槃经》四十卷是著名的大乘经典，直到北朝、隋唐时都在广为传抄。而西晋泰始九年（273）是不会有的，不用说这是伪造者的臆造。本卷有李木斋的跋，象李盛铎那样的收藏家，很难相信会搜集如此一眼就能看出疑点的赝品，估计李跋也是赝品作者所为。
  本书的方针是，已被学界所知的资料不问真伪一律收录。现在中国古写本的研究尚在草创阶段，基础性的整理还处在很不充分的状态。今后应当做的有关真伪的鉴别工作还不少，为此，将有关资料以便于看到的方式提供出来，是会有益的。
  在本书卷末图版中，将存疑的二十五件都汇集在最后。
  敦煌学的权威吴其昱博士曾说“误真为伪之害大，误伪为真之害小。”（55）我确有同感，本书也正是怕犯有凭空怀疑之罪。

注释：
㊴参考仓石武四郎《目录学》二、《汉时代》（《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学文献中心丛刊》20辑，1973；汲古书院影印版，1979）。

㊵本书所收以外，还有《关尹子》、《于华子》、《于陵子》书录传世。严可均怀疑前二者是宋人伪作，于陵子叙是明人所作（《全汉文》卷三十七，刘向）。

㊶在《欧阳文忠文集》卷一百二十四中收有各类叙释。《玉海》、《文献通考》等只留下一些片段。

㊷简牍书籍的发掘，始于1959年甘肃省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竹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孙子》等兵书类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医书》等都很有代表性的，以后还从河北定县、安徽阜阳、湖北云梦、湖北江陵等地陆续有发掘出土的简牍书籍。

㊸《梁书》卷四十、《南史》卷五十《刘之遴传》中记载，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班固奏上的《汉书》真本是由鄱阳嗣王范呈上的。但正如《四库提要》汉书项中所考辨的，这是部伪作。南北朝时代，由于出记、题记的普及，甚至连传世旧籍的奏记也被仿作。

㊹杉木一树《圣语藏经卷纪年铭集成》（一）（《正仓院年报》七号第37页，1985）。

㊺本书第529条“令”卷第六、849条“律疏”卷第二中都附记有编纂列位。

㊻有关古代写本的装潢，所传关于开元盛世的集贤院藏书（《唐六典》卷九、《旧唐书》经籍志末，原据韦述《集贤注记》）（参照《职官分纪》卷十五·引）是闻名的，尽善尽美的形态令人追思。参考池田《盛唐之集贤院》（《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第58页，1971）。

㊼参照《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第一册（1962），所收杨仁恺执笔的附记，及《中国书道全集》第二卷《魏晋南北朝》（平凡社，1986）所收藤原有仁德解说。

㊽参照卡特的书（注2）及P. PELLIOT；Les de’ 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1953）；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1958）；李书华《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62）等。在五代雕印书中，保存着有关官员列衔和主办者姓名的题记。此事载于王明清《挥尘余话》卷二“印行书籍自毋丘俭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周蜀九经”中。

㊾藤枝晃：Tunhuang manuscripts; general description, 1, Zinbun 9. P14-15, 1966。

㊿藤枝晃《关于“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之印》（《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七号，1986）。

（51）池田温《中国古写本识语集录稿（二）五世纪以前（续）》（《三藏》188，1976）。

（52）饶宗颐《吴建衡二年索𬘘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兼论河上公本源流）》（《东方文化》（香港大）2：1，1955）。神田喜一郎等监修《书道全集》第三卷（平凡社，1960）中都认为是真品。但神田《从中国书道看大谷探险队的携来品》（《西域文化研究五·中亚佛教美术》，1962）243页上陈述了对本卷题记的疑惑。饶君也在1982年刊行的《选堂集林》（上中下三册，香港，中华书局）中收载的《老子想尔注考略》、《巴黎藏最早之敦煌写卷金光明经跋》、《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敦煌残卷记略》等篇中，删去了这篇索𬘘写本。暗示饶君对该卷的可信性持否定意见。

（53）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西北师院学报》1983：4）。

（54）《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开元释教录》卷八。

（55）《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序（石门图书公司，1976）。